2024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10.05亿吨，在全球粗钢总产量中的占比为53.38%，已连续5年保持“十亿钢铁大国”的地位。从全球粗钢产量排名来看，前十位的钢铁企业中中国占据6席，产量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产量成果是在全国持续推进过剩产能与落后产能整治工作的背景下实现的，更凸显出中国钢铁行业在产能优化过程中仍保持着强劲的生产能力。
不过，中国钢铁行业“大而不强、量高利薄”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从盈利水平对比来看，2024年中国盈利表现最为突出的四家上市钢铁企业——宝钢股份、中信特钢、南钢股份与华菱钢铁，其净利润总和仍低于日本头部钢铁企业日本制铁。具体数据显示，宝钢股份2024年净利润为73.62亿元，中信特钢为51.26亿元，南钢股份为22.61亿元，华菱钢铁为20.32亿元；而日本制铁同期归母净利润达3502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69亿元，显著高于中国这四家头部钢企的净利润总和，盈利差距十分明显。
上世纪末，日本制铁曾面临与中国钢铁行业相似的产能过剩问题，2018年甚至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但仅用数年时间，日本制铁便成功实现扭亏为盈，不仅盈利规模大幅提升，还在2024年出资149亿美元完成了对美国钢铁（USS）的收购，进一步扩大了全球市场布局。2024年，日本制铁粗钢产量为3964万吨，虽远低于中国宝武集团1.3亿吨的产能规模，但其盈利水平却形成鲜明反差，这种“以量换质”的发展模式值得深入研究。
日本制铁之石，可以攻玉？
回溯日本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二战后的1946年，日本工业化与城市化基础因战争遭受严重破坏，当年钢产量仅为56.4万吨，而同期美国钢产量已高达6600万吨，双方差距悬殊。此后，日本钢铁产业凭借多重机遇实现快速发展：朝鲜战争爆发带来的军事需求增量、国内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推进产生的建设需求，以及全球化浪潮下的国际市场机遇，共同推动其在1946-1973年间实现爆发式增长，1973年粗钢产量达到1.19亿吨，产能规模触及历史峰值。
从企业整合脉络来看，日本制铁的发展经历了多轮拆分与合并。1950年，日本制铁（现日本制铁的前身）被美国强制拆分为八幡制铁与富士制铁两家企业；1970年，这两家企业重新合并为新日本制铁；2012年，新日本制铁与住友金属完成合并，并在2019年正式更名为日本制铁。在此过程中，日本钢铁行业逐步完成整合，形成了新日本制铁、NKK（日本钢管）、川崎制铁、住友金属、神户制钢五大核心企业（其中NKK与川崎制铁于2002年合并为JFE），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为后续转型奠定了基础。
1973-2003年，日本钢铁产业先后遭遇两次石油危机、广场协议签订及泡沫经济破裂等重大外部冲击，也曾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经营环境持续恶化。面对这一局面，日本钢铁企业通过系统性的策略调整，逐步实现产业转型，其中日本制铁的转型实践尤为典型。
在转型过程中，日本制铁首先从上游铁矿石资源布局入手。铁矿石成本占钢铁生产总成本的40%-50%，且用量庞大，直接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全球铁矿石供应主要由力拓、淡水河谷、必和必拓、福德士河四大矿商主导，而日本作为资源匮乏国家，每年需大量进口铁矿石。为破解成本困境，日本制铁通过深度参与铁矿资源的投资与控股，建立长期低成本供应渠道。早在2004年，新日本制铁便与必和必拓、力拓签订合作协议，2006年进一步与淡水河谷达成合作，有效锁定了铁矿石供应成本，为盈利稳定提供了基础保障。
其次，日本制铁集中资源推进产品结构升级，重点增加电工钢、镀锌板、镀锡板等高附加值钢材产量，同时主动缩减建筑用钢等低附加值产品产能。以特殊钢为例，2020年日本粗钢总产量为8318.65万吨，其中特殊钢产量达1743.62万吨，占比约20.96%；同期中国粗钢总产量为106476.65万吨，特殊钢产量为13107.16万吨，占比仅12.31%。高附加值产品的结构优势，显著提升了日本制铁的盈利空间，例如常规薄板钢材价格约2万元/吨，而厚度仅0.015毫米的“手撕钢”价格高达150万元/吨，产品附加值差异直接反映在盈利水平上。
一年内扭亏为盈
2019财年，日本制铁亏损达406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4.5亿元），为扭转亏损局面，企业推出“开源节流”的改革方案。在成本管控方面，日本制铁关停4座高炉，安排部分高炉提前进入检修阶段，实施员工无薪休假，并通过生产线与企业重组优化资源配置。由于高炉一旦点火便需24小时连续运行，关停成本远高于持续生产，此举充分彰显了其改革决心。在人员效率提升方面，1992-2015年，日本制铁员工规模从3.73万人缩减至1.43万人，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人均粗钢产量从约677吨/人增至约2000吨/人。同时，企业坚持“以盈利为导向生产”，优先承接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产品订单，主动削减低利润率产能；此外，还与长期合作客户协商提升钢材长期协议销售价格，虽面临丰田等大客户的反馈压力，但有效增加了企业收入。
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日本制铁仅用1年时间便实现扭亏为盈，2020财年利润达11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61亿元）；2021财年利润进一步增至840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02.75亿元），在两年内完成了从巨亏到高盈利的转变。其核心逻辑在于依托中高端钢材领域的竞争优势，成功对冲了中国钢铁企业的产能规模优势，为行业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
中国钢企，路在何方？
中国四家头部钢企净利润总和不及日本制铁，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双方在成本控制、产品结构、行业集中度、技术创新及国际市场策略等多个维度差异累积的结果。
在原料成本控制方面，日本制铁通过参股或控股全球铁矿石巨头，建立了长期低价供应机制，成本稳定性较强，受国际矿价波动的影响较小；而中国钢铁企业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国际矿价的每一次波动都会直接传导至生产成本，导致盈利稳定性受外部环境影响显著，难以形成持续的成本优势。
产品结构上的差异更为关键，日本制铁高附加值钢材（如电工钢、镀锌板、特殊钢等）占比超过20%，这类产品单价高、利润率高，能够为企业带来稳定的高收益；中国钢铁企业则仍以建筑钢材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这类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受限于产品属性，企业议价能力较弱，难以通过产品销售实现高盈利。
行业集中度与竞争格局的不同也对盈利产生重要影响，日本制铁在国内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通过资源整合与落后产能淘汰实现了高效运营，行业内恶性竞争较少；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较低，2024年前十大企业集中度仅为40%，大量中小型企业存在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间低价竞争现象普遍，行业“内卷”严重，进一步压缩了整体盈利空间。
技术创新与高端化水平方面，日本制铁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技术研发，掌握了高端钢材生产的核心技术，能够为丰田、本田等高端制造企业提供关键材料，技术优势转化为盈利优势；中国钢铁企业虽在部分领域（如宝武集团的LNG船用殷瓦钢）实现了技术突破，但整体高端产品占比仍较低，技术创新对盈利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释放，难以满足高端制造领域的需求。
在国际市场策略上，日本制铁通过出口消化过剩产能的同时，注重维护价格稳定，避免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国钢铁出口虽实现量的增长，但价格水平偏低，且面临越南、韩国等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出口环境日益复杂，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难以通过国际市场实现盈利提升。
面对行业下行等问题，今年上半年国内钢企坚持“三定三不要”原则，努力践行自律控产稳市场，钢企利润总额同比实现了大幅增长。据中钢协统计，上半年，会员钢企营业收入为29985亿元，同比下降5.79%；营业成本为28055亿元，同比下降6.83%；利润总额为592亿元，同比增长63.26%；销售利润率为1.97%，同比上升0.83个百分点；亏损面为23.86%，同比下降18.19个百分点。可以说，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自律控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对于钢铁行业“反内卷”，中钢协会长，首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民革表示，未来一段时期内，钢铁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仍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的矛盾。在产能治理新政尚未系统化、明晰化的背景下，钢铁行业应凝心聚力、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强自律、“反内卷”，促进行业平稳有序、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区域和品种自律。随着建筑业钢材需求持续下降，钢筋属地化销售趋势更加明显，同时钢筋依然是钢材市场重要的流通材、钢材价格的标杆，以省域模式深入开展钢筋市场自律；着力推进汽车板、船板、无缝钢管等重点品种自律工作，维护品种市场平稳运行；继续坚持“三定三不要”原则，号召企业自律控产稳价格。
对于钢铁行业下半年发展形势，赵民革认为，近期在美国发动全球关税战的背景下，外贸形势严峻复杂，但国内刺激消费的政策力度也可能进一步加大。我们相信，随着一系列稳经济政策的落地实施，国民经济有望继续实现稳中向好，经济结构进一步稳中向优。预计下半年钢铁行业总体仍将保持平稳运行，钢材出口形势下半年或将面临更多挑战。钢铁业须根据下游需求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努力保持合理供需动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