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出口欧盟且被CBAM覆盖的钢铁产品占本国粗钢产量的比例分别为0.64%、2.11%和5.30%。中国长流程钢铁产品的碳强度与欧盟持平，较日韩有相对优势。笔者预计，日韩长流程钢铁产品2026年调节费将较中国产品高150-160元/吨钢，差额超过一倍。而中国短流程钢铁产品的碳强度是欧盟的两倍多，明显高于日韩，主要由于CBAM框架下中国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取国家平均数，未能准确反映电炉钢利用可再生电力的情况。中国出口欧盟的CBAM钢铁产品年度总量为661万吨（欧盟数据），超过日韩同类产品的总和，这部分产品一旦由于额外的CBAM费用转向东南亚等其他市场，将会对区域市场带来较大的变数。日韩钢铁企业对CBAM的担忧主要体现在此类间接影响。

韩国的经济体量在全球排名第12位，年度碳排放量为全球第七，是继中国、日本之后第三个明确碳中和目标的亚洲国家。2020年10月28日，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宣布韩国将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韩国政府于2021年9月制定了《为应对气候危机之碳中和与绿色增长基本法》（又称《碳中和基本法》），取代了2010年制定的《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围绕2050年碳中和目标制定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并提出2030年温室气体较2018年减排35%以上，后又在《巴黎协定》下提出2030国家自主贡献中期目标，承诺到2030年在2018年基础上减排40%。

《碳中和基本法》通过在项目计划与开发中引入气候影响评估制度而直接对企业经营者施加影响。在实施方案层面，该法确立了在钢铁工序引进氢还原制铁，将水泥、化工、炼油过程中使用的化石燃料和原料替换为可再生燃料和原料，鼓励可再生氢能应用，目标是将排放量较2018年减少80.4%。

韩国是极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2023年其出口额占其GDP的38%。韩国出口型经济的特点是支撑其自《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以来紧紧跟随欧盟脚步展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的内因，也使其产业较早开始重视低碳转型下的新要求（如碳市场）。

韩国碳市场涵盖电力、工业、海运、国内航空、交通、建筑和垃圾处理等七大行业，总共覆盖全国89%的碳排放。2024年韩国碳价在50元人民币/吨上下，筹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低碳创新研发和被覆盖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发展。虽然资金量不大，但能够一定程度上支持工业转型。

欧盟CBAM的出台不仅间接影响了韩国的气候政策，更促使企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战略应对气候变化，尤其引起企业高级管理层关注气候，在经营中更多考虑碳减排发展。社会层面，韩国大众对钢铁脱碳的兴趣越来越大，有望形成对低碳含量钢铁产品的民意基础和消费终端。

韩国2024年粗钢产量为6350万吨，34%-40%出口其他亚洲国家，出口欧盟的约占出口总量的9%。韩国能源经济研究所预计，CBAM证书费用将达2583亿韩元（1.96亿美元），占韩国CBAM钢材出口总额的8.1%。

韩国钢铁生产约68%来自高炉-转炉流程。与中国相似的是，韩国的高炉资产也普遍较新，约一半设备是2010年代新建，另一半在同时期大修过。与中国不同的是，韩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很高，前三大钢铁企业（浦项、现代、东国）贡献了产量的90%，这三家企业都做出了2050碳中和的承诺。

根据韩国智库机构NextGroup，要实现气候目标，韩国现有高炉的使用寿命应限制在 11 年以内，并在 2050 年前将直接还原铁-电炉炼钢生产占比提高至43%。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不同钢铁企业的生产路径差异很大，导致企业转型路径的差异。例如，韩国第一大钢企浦项完全依赖高炉-转炉流程，第二大钢企现代制铁则只有一半是高炉-转炉产能，另一半是电炉；现代制铁短中期以电熔废钢、热压铁结合转炉来降低其高炉产品的碳含量，远期则依靠氢基还原；占韩国钢铁产量半壁江山的浦项，其低碳转型主要依赖三大路径：增加热压铁块等低碳原燃料占比、部署电炉资产，以及自主研发不依赖高品位铁矿石的氢基流化床还原技术（HyREX）。浦项预计HyREX到2033年实现商业化，到 2050 年逐步取代高炉——韩国政府将其列入国家关键战略技术，给予税收减免等财政支持。

日本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年度碳排放量为全球第五。根据联合国《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日本碳排放量占全球约2.8%，总排放量远低于中国、美国、印度，但人均排放高于中国、欧盟国家和印度。

日本在2020年10月宣布了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并承诺到2030年在2013年基础上减排46%温室气体，以与 《巴黎协定》1.5 ℃温升控制目标相一致。2022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较2013年已经下降了23%。2024年底，日本政府提出到 2035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较2013年减少 60%，到2040年减少73%。

2023年5月，日本在《绿色转型推进法》生效后，又制定了“促进向低碳化增长型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简称“GX推进战略”），提出在未来十年发行20万亿日元的 GX 经济转型债券，并带动150万亿日元的民间投资，促进产业和经济的低碳转型。

2023 年，日本也启动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试点，计划于 2026 年全面实施。据三菱综合研究所预测，要实现政府对低碳转型的有效支持，2026-2050年日本平均碳价需达到6400日元/吨（约合人民币313元），远高于原有289日元/吨的气候变化减缓税。

欧盟CBAM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也集中在钢铁产品，其占日本出口欧盟货物总金额的3%。日本铁钢连盟（JISF）曾指出欧盟CBAM要求的不合理之处，认为其对欧盟以外生产商的数据要求多于欧盟境内同类企业。

日韩钢铁行业自2021年起开始直接与欧盟委员会和世贸组织就欧盟CBAM接洽，主要目的是削弱CBAM的影响力和反对其施行，同时向各自国家政策制定者表达担忧。

作为G7成员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被欧盟寄予厚望，欧盟希望其共同影响全球的减排行动，并从减排技术上起到引领作用。2023年11月，欧洲委员会税务和关税联盟总干事访问日本和韩国，讨论欧盟CBAM时，他承诺通过持续的密切磋商，反映日韩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意见。

日本2024年粗钢产量为8400万吨，约37%供出口，出口目的地主要包括韩国、中国、美国、泰国等，欧盟约占出口总量的6%。日本共有约400多家钢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超过18万。与中国相似，钢铁行业是日本主要的碳排放行业之一，其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年总排放的14%。

日本的钢铁生产约73%来自高炉-转炉流程，企业保有大量高炉资产，这是日本通过COURSE50相关高炉用氢实现原生钢减碳的重要内因。同时，这也代表日本对于再生钢铁原材料的潜在需求较大。

和韩国相似，日本的钢铁产业集中度高。日本钢铁三大巨头——日本制铁、JFE钢铁、神户制钢的钢产量占日本全国钢产量的80%以上，且均已宣布2050碳中和的目标。

然而，Transition Asia分析表明，三家钢铁日本领先公司近年来的行动还远不足以实现各自承诺的与1.5℃温升控制一致的减排目标。日本制铁、JFE钢铁和神户制钢预计在2019-2050年将分别超出其碳预算8.21亿吨、5.27亿吨和1.3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制铁、JFE 钢铁、神户制钢和金属材料研究开发中心四家公司在高炉加氢还原技术上开展了联合研发，并获得日本政府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NEDO）绿色创新基金的支持，基金占总投资比例的60%。该高炉加氢还原技术自2022年开始在内部容积为12立方米的试验炉中展开应用，到2024年底成功实现减碳43%。

废钢电炉钢方面，日本网电再生钢的碳排放强度为0.33吨CO2/吨钢，较高炉-转炉钢低约81%（1.76吨CO2/吨钢），如果是可再生电力，理论上碳强度能下降至0.10-0.05吨CO2/吨钢，潜在降幅约为 97%。

然而，当前日本钢铁企业对投资电炉钢的热情不高，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缺乏更新现有电炉设备的政策支持，二是可再生电力的供应和价格挑战。目前，通过可再生电力直连合同的电价显著高于网电，且当前的可再生电力仅能满足企业不足1%的电力需求。

随着日本碳排放交易体系在2026全面实施，传统高炉-转炉炼钢将面临碳价的额外成本，从而进一步缩小电炉钢和高炉-转炉钢的价差，鼓励更多低碳排放钢品牌的诞生。

综上，在当今国内国际大背景下，钢铁行业的低碳转型列车已经发车。中国如果能利用好政策、金融和市场工具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转型，将能成功树立绿色低碳工业的全球领导者形象，同时为国际社会的低碳转型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产品。